红网时刻7月5日讯（望城站记者 周佳慧 张激扬 刘勇暄 陈泽智 叶鑫 苏国斌）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继续向长江以南推进，湖南解放指日可待。中共中央决定在加强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策动程潜等人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湖南。此时，白崇禧率桂军撤退到湖南，长沙一片恐怖气氛。国民党政府又派大员来湘逼劝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心向和平的程潜既倍感压力，又没有渠道与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和他接头的人很多，到底谁的话算数？程潜在“和”与“走”之间举棋不定。

▲上图为湖南和平起义通电的部分内容。

70年前，一纸电文让湖南避免了战火的侵扰。1949年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两位将军领衔，30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起义通电8月5日，湖南宣告和平解放。电文中表示他们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往事如烟，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让顾虑重重的程潜最终选择了中共走和平的道路呢？故事还得从70年前中共中央一秘密潜入长沙的电台说起。

早在1948年秋，吴克坚情报组就开始着手湖南的策反工作，前前后后策反了一批人。1949年，中共中央安排共产党员周竹安赶往长沙架设秘密电台、组建秘密情报班子，配合湖南地下党做策动程潜等人起义的工作。

周竹安，原望城县茶亭芭蕉冲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昆仑电影制片厂秘书。

▲上图为长沙秘密电台核心保卫分队负责人任培宇。

“周竹安，个子不高。他跟我差不多高，我那时候一米六四，四四方方脸，瘦瘦的，穿个老百姓的青衣服。一见面就打个招呼，笑眯眯的，彼此也不讲多话。”长沙秘密电台核心保卫分队负责人任培宇回忆。今年初夏，区委党史办的工作人员来到平江县的一处民居，见到了白发苍苍，但依然精神矍铄的任培宇老人，他是长沙秘密电台核心保卫分队负责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南水上保安总队督察长，老人今年已有98岁高龄，耳聪目明，对那段历史还记忆犹新。

▲上图为长沙秘密电台核心保卫分队负责人任培宇的起义人员证明书。

“周竹安他直接听周总理的，电台是周竹安要黄雍带回来的，黄雍他是黄埔一期的，是平江人。他带电台走，国民党就不会怀疑他。”任培宇所说的黄雍是秘密情报班子的重要成员，当时的公开身份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

1949年5月，报务员、译电员等电台工作人员全部配齐到位，包括黄雍、周竹安的堂弟周茂僧等2名国民党进步将领在内的情报班底也组建完成，但电台还没有正式接通。电台与上级联系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逾期，电台就将被弃用，此时的程潜正忧虑重重，大家的秘密行动能赶在他做决定之前吗？

“电台就放在周商农家里，周商农的房子有两进，我带的部队就在放电台的房子前面，我在那个地方住得比较久。 ”任培宇老人所说的周商农是周茂僧的本家，曾任国民党53师中将师长，抗战胜利后，因不愿打内战而解甲归田。电台先后设在营盘街、浏正街、潘家坪等处，但时常遇到敌特侦测等危险，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周竹安等人权衡再三后，将其转移至九福乡周商农家。

▲上图为桥驿镇内秘密电台的架设地点。

“九福乡”也就是现在的桥驿镇。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一处破旧的土砖木平房隐蔽在茂密的树林中。周商农的房子原先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庄院式建筑，共有二进，现保存下来的土砖木平房是庄院的后栋房屋。电台设在庄院后山上的小柴房里，柴房旁有一个防空洞。“这里有防空洞，庄院后山还有一条很深的壕沟，除了具有山体排水的建筑功能之外，还可以起到看家护院，遇到紧急情况掩护撤离的作用。”桥驿镇洪家村的村民介绍。

乡下比城里隐蔽，但他们在将电台转移过来的时候却遇上了一些麻烦，乡下没有电，干电池又作为军用物资被控制，无法获取。大家在束手无策时，想到了吉普车里面的电瓶，于是要周茂僧设法弄到了三个电瓶，一个带走使用，一个留在城里充电，一个用于往返运输，确保电源不中断。

电台转移至周商农家的当晚，便按约定的时间和上级电台顺利接通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为了保护电台的安全，除了利用周商农的一支小型私人武装外，还组建了地下武装担任保卫任务。霞凝港、九福乡、铜官乡、青云乡等6个乡联合建立六乡联防自卫大队，当时长沙县九福乡乡长周传第领导这个大队。六乡联防自卫大队有400多人，为了保密，掩护电台的任务只有核心当事人知道，其他人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只管执行上级交代的任务，但都不知道电台的存在。

“我领导的是住在周商农家里的这个队，这个队是周传第专门选了的，有40几个人。我要时刻掌握这个部队，隔不了好久白崇禧就有人来，晚上狗叫都提心吊胆，又怕人家特务来偷袭，时刻高度戒备。”任培宇说。

有一次深夜，地下党安排六乡联防自卫大队的队员在长沙近郊和农村集镇的主要通道上，张贴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名义发布的《约法八章》等文告，以减轻百姓对解放的疑虑，在敌人那起着攻心作用。然而这次行动却给秘密电台带来了危机。

“白崇禧有一个连队抓了我们两个人去了，这就紧张了，他要是讲出来我们还有电台，那不得了，周传第就非常紧张。”任培宇说。

形势非常严峻，不把这两个人弄出来，电台就有暴露的危险，没了电台，策动程潜等人起义，和平解放湖南的目标很有可能破碎，等待大家的将会是一场腥风血雨。关键时刻只得要任培宇去找连长要人，刚一进门，连长胸前的纪念章便让任培宇有了主意。

“他胸前戴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的纪念章，我就跟他拉黄埔同学的关系，连长对我非常客气，我就找他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回去了，周传第的心里就落了地了。”任培宇回忆。

秘密电台建好，保卫工作也成熟了之后，情报工作始终是周竹安关注的工作重点。他组建了一个情报班子，黄雍负责了解湖南军政界的动态，周茂僧则代表周竹安负责总联络。他们搜集到的情报，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向中共中央汇报。安全起见，电台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彼此之间没有交往。

往来的电报均事先藏在纸伞的伞柄里，报务和译电两方都有一把同样的雨伞，互送往来电报时，只要把自己所带的伞与对方放在门后的伞进行对换就可以了，取情报和送情报都是这样，无需和任何人搭讪。

1949年6月，湖南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程潜的内心也处在极度的摇摆当中。虽然有各方面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与之接触，他自己也派人与香港的共产党组织见了面，但没有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前，他不敢贸然行事，担心其中有诈。

6月下旬的一天，大雨终日不绝，程潜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心离开湖南，一走了之。针对这一情况，周竹安派黄雍及时对程潜开诚布公、亮明身份，并告之在乡下建有电台可以直接联系党中央，以稳定其情绪。

7月4日，周商农家里传来一阵熟悉的嘀嗒声，打破了夜晚的平静，迎接起这场暗战中的第一次黎明。此次，秘密电台接收到的是毛泽东给程潜的电报，工作人员接收电报后火速送到程潜手中，秘密电台带给程潜的这份电报像是雨后阳光，让程潜摇摆不定的内心终于稳定下来，对促进程潜等人和平起义起到了关键作用。

70年过去了，如今大家生活幸福美满，从血与火的年代走出来的任培宇老人也是如此。生活中，他会通过读书、写字来不断提升自己，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他对和平的热爱，对新中国的热爱。

“我爸爸起来后会到书房里看一下书，练一下字。8点钟就准时把电视打开，看国内的国外的军事新闻。”任培宇老人的儿子任致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