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近照。

红网时刻8月20日讯（记者 周逸峰）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泽《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汉语诗学样本》一书近日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通过描述和阐释陈白沙、王船山、曾国藩等人的诗学思想，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勾勒了汉语诗学的基本命题、性质和品格，论述了这种诗学思想在特定时代及个体的展开过程中的单纯与复杂、丰饶与贫瘠，探讨了这种诗学思想发生的社会依据、精神背景与个人渊源，论证汉语诗学思想与精神在现代中国文艺思想中的延伸与拓展，论述了汉字对于汉语诗学的决定性，以及汉语诗歌的地方属性与方言属性。

书中所述的不同时地、不同身份、不同教养的思想者，对于审美，对于文艺的设计、处置、诉求、祈愿和想象，重心或许有别，动机和动力则疑似仿佛，他们共同为有机的整体主义的汉语诗学，提供了高明、精致、通达而个性鲜明的样本。

《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汉语诗学样本》

附后记：

旷世同情

本书所涉猎的人物和论题，以及对这些人物和论题所进行的疏解和阐释，不是按照时下流行的招标课题式的做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研究计划，而是多年来面对不同个案反复阅读与思考，逐渐形成的感悟和体察。

旷世同情，在我自以为得意的感悟和体察中，不同时地、不同身份、不同教养的思想者，对于审美，对于文艺的设计、处置、诉求、祈愿和想象，大多同情同理，重心或许有别，动机和动力则疑似仿佛，他们共同为有机的整体主义的汉语诗学，提供了高明、精致、通达而个性鲜明的样本。

因为专业、秩序、习惯，当代学术从业者大多名正言顺地依附在我们自己确立并以之自我限定的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里，这样方便谋生，也方便“用世”。而在本书中，陈白沙、王夫之、曾国藩、周作人、闻一多等，显然都不是一个领域里的人物，也不是一个专业里的研究对象。

按照年代的标准，他们分属于古代和现代；按照学科的习惯划分，他们分属于哲学、历史与文艺；按照身份，他们分属于士大夫、大儒、学者、文人、艺术家。而由各自的气质、性格、教养所成长出来的自我安排，以及他们在与所属世界的互动中达成的抉择和时代拣选，则造就和完成了他们作为隐士、遗民、名臣、叛徒、烈士的惊天动地或者惊世骇俗的造型和命名。“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是一群有着罕见的个性深度和人格强度的人，在彼时彼地，曾经抵达了汉语思想和精神的最高点。

他们所承受和负担的，他们所彰显和告示的，远不止是个人生活和命运的应对，而往往关乎一个族群、一个时代的忧患与创生，远不止是审美的取舍与去就，而一定关乎生命的终极安顿。

如此，理解和蠡测他们时，我常常体会到自己的分裂、肤浅和力不从心。

不过，那种富有挑战性的解读，又正是我私心向往、乐在其中的，而对他们的亲近，不只是出于学理的需要，更有着精神上无法拒绝的召唤和诱惑。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原始要终，在最根本的立场上，艺术家与“大人”一样，都是那种民胞物与、与天地万物同体的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可以感通民物、勾结人神，有着某种宗教性的通灵的气质和洞彻天人两界的能力。功夫在诗外，艺术家的自我不只是通过艺术而获得确立的，艺术家的艺术同样如此，甚或，如道学家所言，一命为文人，便不足观。

中国文化对于任何专业主义、个人主义的孤行独往，总是充满疑虑和批判，文艺自不例外。

直到近代以来，引进西式的学科与专业概念，这种局面才得以打破，打破到甚至不经意地走向了伪科学和伪专业主义，文艺因此常常被孤立地看待和安排，被体制化，被分割成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行当和部门，而骨子里的一元逻辑、教化思维，则依然以新的面相、新的方式顽固而且旺盛地呈现出来。诗人韩东说：“中国没有艺术家传统，也没有作家传统，有的只是文人传统。独立、自由、专业性需从我辈做起。”这样的说法不免多所冒犯，却不能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很多年前，我进大学读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从一开始，就想当然地以为，文学艺术，应该是茫茫世界殊殊万象中一道独立的景观，不仅有着自己特殊的规定性，甚至与政治的、道德的、社会性的、功利的和工具主义世界无关，或者可以主动地超越于芸芸众生的受想行识，可以超越于家国天下的治乱兴亡，是某一种异样的性灵的产物，是人世间绝尘的花朵，是精神的乌托邦。

然而，年深日久，随着对于文艺的体察深入到人本的与历史的深处，越发意识到，审美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其实是内含于人的整体性与社会的整体性之中的。归根结底，文学艺术就是“人文化成”的产物，就是“人文化成”的一部分。天地化育，人文炳蔚，大美不言，斯文在兹，肉身止步的地方是灵魂，经验止步的地方是直觉，认识止步的地方是想象，理性止步的地方是感性，道德止步的地方是天真。而审美，常常是直觉的解放，是想象的延伸，是感性扩张，是灵魂出窍，是任性天真，是对于整体性的完成，也是对于整体性的逃逸，是生命的放逐，也是生命的救赎，是专业性的，同时是反专业性的。

事实上，不论是基于个人，还是基于社会，审美虽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却无一不是出于整体生命的召唤和响应，需要身体与灵魂的协同，需要感性与理性的共振，需要良知良能的驱动，只是因为不同的机遇和偶然的现实，让审美在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在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之间，在素朴与繁华之间，在天人之际，有不一样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有不一样的平衡与倾斜，因此而有古今之分、中西之别，有庄子说的“吹万不同”的人籁、地籁与天籁。

自然，即使在审美日常化、消费化的“后现代”的今天，放弃整体求解的孤立的专业主义，也必须在整体性的照耀和范围中，这种专业主义才不至于谨毛失貌、离题万里；而一种放弃专业精神和性格的整体主义，即使是一种有机的整体主义，也难免自禁和自囚，无法拥有更深厚广大的生长和释放空间。

审美是每一个时代最显著的情感和精神表征，是某种最高意义上的人性的出口。

从传统延伸过来的中国的20世纪（表面看当然是对于传统的彻头彻尾的反动），几乎称得上是一个以“文学”“艺术”为意识形态中心的世纪，一个期待天人共生、道文兼济的世纪，一个全部社会生活充满行为主义艺术意味的世纪，一个试图以审美的思维与逻辑解决社会进步问题的世纪。如果搁置文艺，我们将难以获得关于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真正解释。在这里，整体性与专业性、一元性与独立性，依然处在不乏张力的对立、纠缠、矛盾与悖反中。从周作人、闻一多身上，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国现代诗学由此而来的单纯与复杂、贫困与丰饶，同时依然可以发现，现代艺术家精神深处的古典血脉与传统基因。

庚子春末，孟泽识于长沙烂泥冲之集虚斋

作者简介

孟泽，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有我无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洋务先知——郭嵩焘》《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广陵散——中国狂士传》《君自故乡来》等，曾主讲《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南方周末》“华人精英论坛”、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