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楠

最近，“学义乌经验”又成为热词。

义乌的故事讲了二十余年，听故事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这座没有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区位优势、没有产业基础的浙中小城，硬是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长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每年，全国各地的考察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义乌学经验。然而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即同样的做法，义乌管用，但照搬回去却可能水土不服——为什么？

▲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处地标。（图源：中国商报）

因为做法是表，判断力才是里。

义乌四十年，每一任政府都做对了，但做对的方式完全不同——有时松绑，有时按兵不动；有时退后，有时超前。

这些看似矛盾的选择背后，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暗线：不是固守某种姿态，而是在不同阶段精准切换角色。

义乌经验最该学的，不是某个具体做法，而是一种在“顺势”与“造势”之间的判断力——什么时候该跟在群众后面确认，什么时候该跑到国家战略前面铺路，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收手。

顺势：群众首创，政府确认

义乌市场的起点，不是政府的规划蓝图，而是一个农妇的质问。

1982年，第一代市场经营户冯爱倩在义乌县委机关大院外，堵住刚到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地摊？”

谢高华的回应同样直接：“你继续摆摊，有人来查，就说谢书记同意的。”

▲1982年第一代市场（湖清门）。（图源：“中国义乌”微信公众号）

在那个个体商贩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的年代，这句话的分量远不止于许可——它是以个人政治前途为群众背书。

冯爱倩的质问不是孤例。义乌“鸡毛换糖”的传统延续了几百年，农民农闲时挑着红糖走村串户换鸡毛，远的跑到江西、福建。

1980年11月，义乌县工商局发放了7000余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此时谢高华尚未到任，群众自发经商已经蔚然成势，政府不过是给既成事实发了一张“通行证”。

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的首批商户何海美说得更直白：“义乌市场从‘鸡毛换糖’开始，是老百姓自发的。”

谢高华的“荣光”，不在于他设计了义乌市场，而在于他选择了站在群众中间。

经过三个月调研，1982年8月25日，义乌下发了《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三个月后，谢高华在全县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上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每一条在当时都石破天惊，每一条都突破了上级的禁令和底线。

但谢高华自己说得很清楚：“我大半辈子了也没看懂《资本论》，没搞明白一些大的道理。”他不是先有理论再干，是看到老百姓在干，选择不拦。

▲如今人头攒动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图源：“中国义乌”公众号）

这就是义乌“顺势”的起点——不是政府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规划出一个市场，而是群众先踩出路，政府用政策确认下来、用制度保护起来。

曾任义乌商报社总编辑的张年忠总结很精当：“只要是顺应了民意，凡是符合绝大多数老百姓意愿的事情，政府去干，都能够干成功。”

顺势而为，本质上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政府的判断力，首先来自对“势”的识别，而最大的“势”，就是民心所向。

收手与克制：政府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

如果说“顺势”考验的是政府出手的勇气，那么“收手”考验的则是政府克制的智慧。义乌四十年，最难学的恰恰不是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政府忍住没做什么。

市场起来了，政府该不该管？当然该管。但怎么管，大有讲究。

何樟兴曾担任义乌小商品市场工商管理处处长，他总结了市场初创期的管理原则：“搞活了管住、繁荣了规范、查处了引导。”

这个管理原则的逻辑次序至关重要——先“搞活”再“管住”，先“繁荣”再“规范”，先“查处”再“引导”。

不是先立规矩再放市场，而是让市场先跑起来，再跟上管理。

这一先一后，看似只是时序之差，实则是政府角色的根本定位：管理不是前提，而是跟进；规范不是枷锁，而是护航。

更深一层的道理在于：管什么，不管什么，边界在哪里？义乌的回答是——制度跟着市场走，而非让市场去适应制度。

▲非洲商人在义乌举办足球赛。（图源：“浙里金华”微信公众号）

曾任义乌市委书记的黄志平说得明白：市场好比一只“脚”，管理是“鞋子”，不能削足适履。脚长了，鞋就得换。

义乌市原政协副主席冯志来的“蜂巢”比喻，讲的是同一个道理：政府把蜂巢搭好，蜜蜂自然会来采蜜，政府不需要替蜜蜂采蜜。越界去采蜜，反而会把蜜蜂吓跑。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做到却很难。因为政府的天然倾向是“管比不管好”，“多管比少管安全”。

一旦市场出了问题，第一反应往往是加码监管、收紧权限、用行政命令替代市场调节。

短期看，管住了；长期看，可能就管死了。

义乌之所以能避免这个陷阱，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始终保持对自身行为的反思：每一次出手之前，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市场能不能自己解决？如果能，就忍住不伸手。

正如曾任义乌市委书记的王健所说的，政府要多一些方向性的价值判断，少一些技术性的武断干预。方向性判断是政府的职责，技术性干预则是越界。

判断力不仅在于知道什么时候出手，更在于知道什么时候收手。义乌政府的“有为”，恰恰体现在“克制”上——克制住乱伸手的冲动，克制住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规律的惯性，克制住“管比不管好”的思维定势。

造势：研究国家大势，提前卡位

如果说“顺势”是跟在群众后面确认，“收手”是忍住不越界干涉，那么“造势”则是另一种情形——看准国家战略的方向，抢在大势成型之前先落子。

义乌人管这叫“无中生有”。义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的创业经历，就是最好的诠释。

2010年，冯旭斌回到义乌创业，调研国际货运市场时，发现一个巨大的痛点：义乌大量集装箱依赖宁波港和上海港运往全球，而铁路国际联运几乎一片空白。

他跑遍相关部门，打听开通国际铁路货运的可能性，得到的回应不乏冷眼——“你一个个体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冯旭斌后来说，有人嘲笑他白日做梦。

但他没有放弃，因为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其中明确提到“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

冯旭斌循着这一指引，一路寻到了西班牙马德里。此前五个月，他已开通了义乌至中亚班列——从计划到开行，用了整整三年。但这一次，他不再犹豫。

2014年11月18日，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启程，穿越13052公里、历时21天抵达马德里。

冯旭斌回忆鸣笛响起的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今年1月，在浙江义乌铁路口岸，一列载着红酒、葵花籽油、气泡水等进口商品的中欧回程班列在卸货。（图源：新华社）

“义新欧”的独特性在于：全国的中欧班列几乎都是国企运营，唯独这条线是民企在做。冯旭斌不是等政府铺好路再走，而是先干起来，再拉动政府资源跟上。

十年间，“义新欧”从1列到逾1.49万列，从1条线到26条线，辐射5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这组数据背后，是一个民营企业对国家战略的精准呼应。

冯旭斌说得很明白：要相信政府“另一只手”的力量，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先行铺路，政府后续加持，最终形成合力——这不是“等靠要”，而是主动造势、顺势成事。

冯旭斌的“造势”与谢高华的“顺势”形成了对应，虽然方向不同，但底层逻辑一脉相承——都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都是从“势”中找到发力点。

无论是“顺势”还是“造势”，二者的共同前提，是对“势”的判断力。

判断力：义乌的“真经”

回看义乌四十年，三条线索交织成一部政府角色的“变奏曲”：顺势时跟在群众身后确认，收手时忍住不越界干预，造势时抢在国家战略前面铺路。

三种姿态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对“势”的精准判断。

判断力不是“三个都要”，而是在每一刻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该站在群众后面时，不抢跑；该站在国家战略前面时，不犹豫；该站在自己手边时，不越界。

顺势时问自己：有没有造势的可能？

造势时问自己：有没有顺势的根基？

出手前问自己：这件事，市场能不能自己解决？

判断力的三重校验由此清晰：读懂群众的势，从民间自发实践中识别方向；读懂国家的势，在大势尚未成型时提前卡位；读懂自己的势，在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上坚决退后。

三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同一判断过程中必须同时打开的三个维度。

做法可以复制，制度可以移植，但判断力无法照搬——它不是一种素养，而是一种“读势”的能力，需要在每一次抉择面前重新校准、重新定位。

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到义乌取经，最该带走的不是某个具体政策工具，而是一个可以调用的判断框架：此刻，我该站在哪里？学义乌，不是学做法，是学判断力。

▲位于广西凭祥市的义乌小商品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内，越南主播正在直播带货。（图源：潮新闻）

义乌四十年，说到底回答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究竟该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义乌给出了一种方法论——不是先定好政府该“大”还是该“小”，而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判断：此刻，群众需要的是确认还是放手？国家战略需要的是跟随还是先行？市场需要的是监管还是空间？

这种在动态中寻找平衡的能力，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的地方实践样本。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顺势而为、造势而进，收手克制、出手精准——这不仅是义乌经验，更是中国改革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