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袁树勋 湘潭报道

法律是反腐利器。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自今年5月1日起施行。

针对期权腐败、影子股东、雅贿等新型隐性腐败，以及单位腐败、民企内部贪腐等治理难点，《解释（二）》亮出了诸多精准的“法律武器”，受到广泛关注。

如何理解这部新司法解释的突破与深意？观潮君专访了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学法学学部特聘教授、纪检监察研究院名誉院长吴建雄。

▲吴建雄。（受访者供图）

吴建雄曾任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助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过职，2010年被评定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后专注反腐败法治理论研究，2025年荣获湖南省第十六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称号。

他的解读，兼具顶层设计视野和一线敏锐触觉。

“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记者：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出台过《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之相比，新出台的《解释（二）》总体上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吴建雄:《解释（二）》是对2016年《解释（一）》的全面升级，主要围绕“补短板、堵漏洞、强震慑”展开。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规制范围扩容，新增了股权期权、虚增交易等新型隐性腐败的认定规则。

二是定罪标准统一，补齐了单位腐败的定罪量刑空白，把非公职人员的腐败标准向公职人员看齐。

三是追缴力度升级，建立了违法所得全链条追缴规则。

四是适用规则细化，统一了各地的裁判尺度。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吴建雄：主要原因也是四点：

第一，落实党中央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都明确要求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坚决查处新型腐败。

第二，回应新形势。原有解释已无法覆盖新型隐性腐败频发、单位腐败治理缺位等突出问题，导致部分腐败行为难以追责。

第三，破解司法痛点。解决原有标准模糊、裁判不一、“人坐牢钱留下”等制约反腐败成效的顽疾。

第四，践行平等原则。消除国企、民企在腐败惩治上的法律差异，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新条款如何“穿透”新型隐性腐败？

记者：这次的《解释（二）》，哪些条款主要针对新型隐性腐败？请结合具体案例讲讲。

吴建雄：比如《解释（二）》第十一条关于预期收益型受贿条款，破除了“期权腐败”的时间差梗阻。首次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收受未上市企业原始股、股权期权等，即使未实际变现，只要利益已确定，就按约定份额或市场评估价认定受贿数额。

举个案例：杭州市舒某在任期间，与其服务管理的企业负责人约定，在其退休后以“年薪数十万元”的待遇入职该企业。从形式上看，“退休后任职”属于正常的职业选择，但实质是，舒某在任时为企业提供关照，将“好处费”转化为“退休后薪资”，通过“时间延迟”切断职务行为与利益获取的直接关联，图谋降低被查处的风险。

本条款堵死了“期权腐败”的退路，防止腐败分子通过“先办事、后收钱”的方式，利用时间差规避法律制裁。

《解释（二）》关于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条款，穿透“合法交易”的伪装。首次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通过虚增交易环节、抬高交易价格等方式获取差价，且差价与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的，直接认定为受贿罪，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计算。

举个案例：王某某利用担任某国企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指定请托人公司作为供应商，再由请托人公司通过第三方公司虚增一道采购环节，将每吨原材料价格抬高200元，王某某从中获取差价1200余万元。从形式上看，王某某有合同有发票貌似正常合法，但实质是以此为幌子的权钱交易。

《解释（二）》打破了“有合同、有发票就是合法交易”的误区，穿透了以“贸易”“服务”为幌子的权钱交易本质。

《解释（二）》第十八条等关于单位腐败犯罪条款，补齐“集体腐败”的治理短板。首次明确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规定单位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即构成犯罪，同时细化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举个案例：某地交通部门下属事业单位集体受贿案。该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利用审批公路建设项目的职权，向多家施工企业收取“好处费”共计 860万元，用于单位发放福利和小金库开支。由于整个单位的集体行为，让案件查处面临“法不责众”的困境。

该条款解决了过去“法不责众”的问题，让“集体决策”不再成为腐败分子的挡箭牌。

过去，一些诉讼掮客利用了家属“救援”心切的心理，谎称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特定关系，持续欺骗家属，甚至骗得家属倾家荡产，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为遏制这一违法行为，《解释（二）》第十七条专门规定：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特殊关系、密切关系骗取家属财物的，以诈骗罪论处。

这不仅能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有力维护了司法公信力。

总的来说，《解释（二）》的显著特征是，织紧织密了惩治腐败刑事法网，推进了执纪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丰富了提升反腐败斗争穿透力的刑法工具箱。

“对医疗等重点领域腐败查处力度空前加大”

记者：《解释（二）》中，新增或细化了一些对齐公私领域处罚阶梯的条款，您认为此举必要性何在？

吴建雄：公私领域处罚阶梯不齐，带来了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保护不平等。同样性质的腐败行为，过去，非公职人员的入罪门槛是公职人员的2到5倍，量刑幅度也明显偏轻。同样是拿回扣、搞侵占，国企员工可能已经判刑了，民企员工却够不上犯罪标准——这不公平。

二是存在民企反腐洼地。由于门槛高、处罚轻，民企内部贪腐违法成本过低，很多企业吃了亏却追不了责，只能“家丑不外扬”，实际上成了反腐败的一个薄弱地带。

三是公私勾结有机可乘。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民企作为“白手套”，通过“公转私”转移利益，或者自己开公司、自己审批，两头占便宜。处罚标准不一，恰恰给他们留了钻空子的空间。

四是同案不同判。同样的行为，因为主体身份不同，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那么，《解释（二）》对齐公私领域处罚阶梯，有两方面好处。

一是有利于推动反腐败斗争从“重点惩治公职人员腐败”向“公职人员与经营主体腐败一体治理”转变，构建全覆盖的反腐败法治体系。

此举有利于倒逼民营企业完善内部治理和合规体系，从源头减少内部贪腐风险，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有利于大幅提高权钱交易的整体违法成本，有效遏制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为后续完善反腐败立法、实现公私领域腐败治理规则全面衔接奠定司法基础。

记者：这些对齐公私领域处罚阶梯的条款出台，会重点影响哪些领域？

吴建雄：比如，对医疗等重点领域腐败的查处力度，会空前加大。

《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个人对单位行贿达到20万元，以对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在医疗领域，那么行贿追责门槛就降到10万元。

第四条规定，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但如果是在医疗领域行贿，10万元就属于情节严重。

1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

拿行业“潜规则”举例：一名负责三甲医院的医药代表，每个月给两个科室各5000元会务费，一年就是12万；再给三名专家每人2万元的咨询费，又是6万。两个数字相加，轻易超过10万元的入罪门槛。

也就是说，行贿的定量只要涉及教育、食品、药品、医疗等领域，认定门槛更低，从重标准更严。

上述新规，还打破了一些药企甩锅的幻想。

比如说被查出行贿给回扣，药企声称不知情，把责任推给医药代表个人。现在根据《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

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这几种情况，都要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可以说条款集聚穿透性，把各种模糊空间都堵住了，企业想随意切割甩锅行不通，个人想金蝉脱壳、浑水摸鱼也行不通。

记者：您还有哪些要补充的？

吴建雄：还有厉害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都要参照相应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

换句话说，医药代表给回扣的时候，觉得避开院长和采购人员，找普通医生就没事；或者民营医院的工作人员以为，即使犯了事，处罚会比公立医院轻点——这些都属于想得美，法律一视同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

医疗回扣是为人诟病最多的医疗乱象之一，对老百姓的影响也很直接。利益驱使下，多开药、多开检查成了看病贵的标志性“符号”。

“两高”的司法解释虽然不是针对医疗领域的专门法条，但是可以成为医疗医药行业的一份自查对照表。红线更清晰，责罚更有力，医疗回扣入刑既是一个关键词，也是一个“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