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诗颖 摄影 陈杰 长沙报道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从中华文化的大视野来审视湖湘文化？或许，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答案。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兴国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说湖湘文化的特点是“人有我多”“人多我好”。

▲王兴国。（陈杰/摄）

王兴国研究湖湘文化多年，曾是《船山学报》（《船山学刊》前身）1984年复刊后的首任主编，曾任船山学社社长。1993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包括《郭嵩焘评传》《贾谊评传》《湖湘文化纵横谈》（主编）等。“湖湘文化与中华道统”系列报道今天推出对王兴国的专访。

湖湘文化汇合百家、兼收并蓄

记者：大家对湖湘文化或多或少有些了解，您是研究湖湘文化的著名专家，首先想请您谈谈湖湘文化的本质或内涵是什么？

王兴国：湖湘文化的本质和内涵，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但湖湘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是具有汇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这对于湖湘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不可能是闭关自守、抱残守阙、固执门户之见所能做到的。相反，它是各种不同文化互相沟通、互相融合的产物。沟通的过程，就是超越自我、扩大自我，接纳非我、融摄非我的过程。

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各种文化系统不断沟通与融合的过程。尽管人们对这个过程的态度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比较自觉的，但这一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古代的湖湘文化是如此，近代湖湘文化也是如此。

在近代湖湘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兼收并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宋学（理学）与汉学（考据学）兼收并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兼收并蓄，儒家学说、诸子百家和佛道思想的兼收并蓄，中学与西学的兼收并蓄。近代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博能大，正因为它具有吞吐百家的气魄。

记者：在您看来，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王兴国：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湖南在内的荆楚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宋代之后，湖湘文化逐渐进入中华文化的核心，例如当时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其开山祖就是湖南道县人周敦颐，而其总结者和集大成者则是衡阳人王夫之。到了近代，湖湘文化逐渐上升到中华文化主流的地位。

近代中国，湖南人走在最前列

记者：对近代的湖湘文化，您认为处于中华文化“主流地位”，能否再详细阐述一下。

王兴国：就以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来说，先后经历了三个逐步深化的阶段，而湖南人在其中的每个阶段，都走在全国最前列。

第一阶段，是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其时间自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魏源成为这一阶段的首倡者，他在1843年刊印的《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指出：“夷之长技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

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开创的洋务运动，是对魏源“师夷长技”的具体实践。他们请来西方人，购来西方技术，办起兵工厂，制造兵舰和轮船，还建议朝廷派遣留学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留学人才。

在这个阶段，人们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就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礼仪体系是好的，不能动，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来为我所用就可以了。郭嵩焘在1875年就表示：“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他认为，如果不抓住这个根本，学西方是徒劳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则证明郭嵩焘这一认识是正确的。

第二阶段，是从政治层面学习西方。时间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至1914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维新派改良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时期，革命派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时期。

甲午战争暴露了洋务派光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无效，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向西方学习，结论是光从器物层面学习不够，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对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就是戊戌时期维新派形成的政治思想背景。

戊戌变法虽然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倡导的，但维新派中，思想最激进的是谭嗣同，他还自觉为维新变法献身。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极大刺激了革命派。1903年冬天，黄兴在长沙创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接着，他又与孙中山合作，于1905年创立同盟会。在同盟会领导下，终于在1912年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

第三阶段，是从思想层面学习西方。时间自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辛亥革命虽然从政治上推翻了皇帝的专制统治，但并未从思想上改变人们的观念。袁世凯极力推行的祭孔复古活动，为帝制制造舆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此，杨昌济在1914年10月发表的《劝学篇》就深有所感。他说：“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杨昌济最早将我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已经历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师其铁船、巨炮”和“学其制造”，即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第二阶段“师其政治、法律”，即从政治层面向西方学习。

杨昌济认为，光有这两个阶段还不够，还必须有学习西方精神、科学的第三阶段。他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左图为《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右图）。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当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出版之后，杨昌济便以热烈的态度欢迎它。他不仅自己撰稿，并介绍青年毛泽东为该杂志撰稿，还购买若干《新青年》，送给他心爱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阅读，从而有效促成了这些青年学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

杨昌济在当时处于偏辟的湖南，他的这种先进文化观，没能在全国产生影响，可是在其先进的文化观指导下，培养了以毛泽东和蔡和森为首的新民学会人才群体，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发展的进程。

“人有我多”“人多我好”

记者：现在我们要传承好湖湘文化，您认为最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王兴国：谈到传承，首先要问传承什么？应该说，在传承湖湘文化时，离不开它的特点。但是人们对于湖湘文化特点的认识并不一致。

例如，最近举行的一次湖湘文化高端论坛中，仍有学者认为经世致用不能说是湖湘文化的特点。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我觉得，市场竞争中的一个口号适用于这个讨论：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好。“人无我有”固然是特点，“人有我多”和“人多我好”何尝不是特点？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就是属于“人有我多”和“人多我好”的范畴。

记者：湖湘文化“人有我多”“人多我好”，能不能请您举例跟大家讲讲？

王兴国：就以近代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曾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全国影响，来说说这个问题。

其一，《皇朝经世文编》影响中国和日本。《皇朝经世文编》是由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湖南长沙人）策划并出资印行，由魏源选辑编纂，共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等八类，它实际上是一本经世致用的“教科书”。此书自道光七年（1827）印行之后，立即广受欢迎，重刻重印者不断。据统计，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70年间刊行了13种。而至民国初年，《皇朝经世文编》的重印本有13种，各种续编本20余种。

值得注意的是，《皇朝经世文编》还有日本出版的选辑本《经世文编抄》。日本的选抄原则，就是要“切我邦”，也就是要符合日本的国情。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皇朝经世文编》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道光年间在京城形成了以唐鉴为首的一个理学经世派。唐鉴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著名理学家。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他入京供职后，在他身边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倭仁和曾国藩为首的理学经世派。

倭仁原本信仰陆王心学，通过与唐鉴的问学切磋，最终转向程朱理学，成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和权臣。倭仁后来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并当上幼帝同治的师傅，掌管翰林院，一跃成为清王朝的理论权威。

《曾文正公年谱》卷一记载：在唐鉴指导下，曾国藩“益致力程朱之学，同时蒙古倭仁公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曾国藩的这一段经历，不仅极大提高了他的理学境界，而且提高了他在全国理学思想界的地位。

还必须看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其骨干成员也是一群理学家。据历史学家朱东安统计，湘军集团骨干成员约475人，有生员以上功名者208人，已确切查明其学历者142名，包括翰林24名，进士24名，举人33名，秀才23名，留美学生1名。其中治汉学、公羊学者少，宗奉理学者多。

他们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将儒学中的哲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学科，后人称它为义理经世之学，而把这派人物称为理学经世派。可以说，湘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学经世派的胜利。

▲2023年11月16日，“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道统”学术研讨会在岳麓书院举行。

其三，“湖南学风”为国人所景仰。抗日战争期间，江苏籍著名学者、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避兵湖南，作《近百年湖南学风》。钱氏所谓的“学风”，就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用钱氏的话说，就是“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

以上事例说明，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湖南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要传承好湖湘文化，首先要统一对湖湘文化的认识。

弘扬湖湘文化要扬长避短

记者：在新时代，传承湖湘文化，需要注意些什么？

王兴国：在谈到湖湘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时，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首先要正确认识湖湘文化的特点，既要看到它的优点，也要看到它的缺点；既要看长处，也要看短处。

还是拿经世致用来说，它作为一种学风，与我们讲的“理论联系实际”有相通的一面，但是它更多地是强调理论要为现实的政治服务，所以它的功利性特别强。强调功利性能更好地发挥其战斗作用，但也有一些局限性。

首先，它往往容易使人只注意理论的现实针对性，而忽视理论的系统性。关注经世致用的人，他们在讲理论时往往是就事论事，而不注重理论的系统建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近代湖湘文化中，而且也表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之中，所以我们很少能在中国找到像西方的黑格尔、康德那样的体系完整的哲学著作。即使像王夫之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其著作也是有所为而发，而没有注意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所以，后人在研究古代思想家的哲学体系时，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等去分析。

▲王船山雕像。

其次，由于是要为现实的政治或者现实生活的需要服务，所以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为了体系需要任意编写、篡改经典或研究对象。例如，魏源在《诗古微》中引述王船山《诗广传》中的52篇，在选编过程中，他就对其中一些文章或压缩，或调整文字顺序，或改写。

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在传承、发展、创新湖湘文化时，要善于发挥其长处和优点，克服其短处和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