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杨怡晴 张必闻 设计 谭文平 实习生 李果依 长沙报道

“80后”马金辉是一个“身怀宝藏”的人。

他戴着一顶帽子，帽檐的阴影下是一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沉默时总让人想起武侠剧里不显山露水的扫地僧。

马金辉的“宝藏”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存在，其中的大部分正“躺”在硬盘之中。他并不想“独享”这些，总盼着它们能走入人们的视线之中。

他的“宝藏”，关乎一段刻苦铭心的历史。

2008年，还是潇湘晨报记者的马金辉因为接触到一位抗战老兵，开始了一场对抗战亲历者的“抢救式”记录。此后的多年间，他和团队走访了450多位抗战亲历者，采集了2万余幅肖像与接近2.5万分钟的口述历史视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值此之际，我们再次翻开这些肖像与视频，在一段段厚重而鲜活的抗战记忆中，追问：一个以记录为生的人，将为我们留下怎样的面孔？

“从一张具体的面孔开始”

很多年后，马金辉还是时常想起那个枝繁叶茂的夏天。

2008年的一个夏日午后，在湖南平江县三市镇三星村朱家组，马金辉第一次见到了朱锡纯——一位走过野人山、到过印度的远征军老兵。

有一个细节，马金辉谈起过很多次，后来也总在心里默默咀嚼。那天，采访结束后，朱锡纯突然拿出一张装裱好的相片，对马金辉说，“你给我拍一张我和‘我’的合影”。

那是老人为自己准备的遗照。马金辉在农村长大，见过太多的老人，一生可能只拍过一张照片。

2008年，远征军老兵朱锡纯抱着自己的“遗像”。

在马金辉的记忆中，彼时，整个湖南记录在册的抗战老兵仅有80多位。他想，哪怕给全省每一位抗战老兵都拍一张相片，似乎也只是“捎带手的事情”。

于是在当年，马金辉开始了之后被称为“湖南抗战老兵肖像采集计划”的拍摄。后来，这一项目延展为对抗战亲历者的口述采集。

但，故事的走向似乎超出了马金辉的预想。2008年至2015年间，他和团队为450余位抗战亲历者记录下了肖像和口述历史视频。“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媒体的报道多了，社会的关注度提高了，就会收到越来越多有关亲历者的线索。”

手握相机的马金辉行走在乡间。

马金辉至今仍完好保存着一份2012年8月28日发行的《潇湘晨报》。在这份报纸的“湖湘地理周刊”板块，预告了一场将于当年9月3日举行的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

当时，马金辉已经为201位湖南老兵留下了影像资料。他很喜欢那场肖像展上的一句话——铭记历史，从一张具体的面孔开始。

而在走访大量抗战亲历者后，透过一张张面孔，马金辉也看见了那场席卷了数亿人的战争的不同向度。

他发现，相比于战争本身，亲历者们似乎更愿意讲述一些战争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细枝末节的故事。

“老人们会说起连长给他擦泪的细节、战友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替哥哥参军的经历，也会坦然地说出自己当时的恐惧和退缩。”马金辉认为，与其说，他们在讲述战争，不如说是在回忆自己的一生。

多年之后，坐在自己的工作室内，行至中年的马金辉依然常常回想那些从战争中走来的老人，他无限感慨道：“他们是毫无保留的。”

2012年，《未曾忘记》抗战老兵肖像展在长沙展出。

无名之辈

马金辉第二次见到朱锡纯，是3年后的2011年11月12日。

一见到马金辉，朱锡纯就高兴地分享道，北京的媒体来采访他了，还有一个广州记者在他家里住了一晚。

老人似乎与马金辉记忆中的样子有些不一样了。朱锡纯曾在印度开过道奇卡车，那天，他还指着马金辉的车说，“你这轮胎缺气了”。

“你能明显感受到，他似乎‘打开了’。”马金辉说，老人的状态从客气而疏离，变得鲜亮起来了。

马金辉隐约察觉到了，讲述与记录对于亲历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期待被看见、被记住”。而他在记录、讲述这些故事时，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要以某些特定的定语，造成另一种“脸谱式”的表达。

人往往会以自己最熟悉、最舒适的一种方式介入某个全新的事件。就好像马金辉最开始选择，以照片作为记录抗战亲历者的载体。

而从肖像到口述历史的延伸，马金辉更深切地看到了“一段近在咫尺却未被深知的生活史”。

2013年，潇湘晨报成立口述历史工作室，马金辉和同事组成一个小团队，并在社会上招募了志愿者，开始系统地记录抗战亲历者的口述历史。

在此之前，口述历史还不是“显学”。只不过，马金辉心里觉得，“记录下来，或许以后会有用”。

马金辉在抗战亲历者家中记录口述历史视频。

这场记录得到了许多志愿者组织的帮助。他们为马金辉提供抗战亲历者的线索，也在马金辉走访时，充当向导和翻译的角色。

与马金辉联系最密切的一个志愿者组织是湖南老兵之家——这家成立于20年前的公益性组织，从最开始的5位志愿者后来逐渐扩张至巅峰时期的数百人。

“这些老人在和陌生人交流时会比较拘谨，但如果志愿者在场，通常会更加放得开。”马金辉说道，“很多老人对志愿者的信任和依赖，甚至要强于对他们的子女。”

而在与志愿者们长时间的打交道后，马金辉也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也逐渐从单纯的慰问关怀慢慢地延伸至对抗战历史收集、记录与整理，“比如说，孟企平老师”。

2009年退休后，孟企平先后加入了“湖南老兵之家”等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团队。十几年间，他走访湖南和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地，采访抗战老兵上百人。

2017年，孟企平还出版了《老兵》一书，在书中讲述了53位老兵的口述史，并展示了许多珍贵的图文资料。

“我越来越感到一种紧迫感，得抓紧时间记录，你们看，这些面孔如今大多已消逝于时光长河了啊！”在近期某次接受采访时，孟企平感慨地说道。

马金辉也时常感受到这种紧迫感。2015年8月，他的第二场抗战亲历者肖像展——《无名之辈》抗战主题展在长沙市博物馆展出时，湖南共有1291位抗战老兵被建档关注、关爱。

而据“湖南老兵之家”的最新统计，目前，湖南健在的抗战老兵仅有103人。

孟企平也好、马金辉也罢，他们急切地记录着那场战争中的“无名之辈”，讲述宏大叙事之外，鲜活而细微的个体印记。

而这，是一件比想象中更艰难的事情。正如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中写道，“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要艰难得多。但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对无名之辈的铭记”。

后来，马金辉将这句话印在了《无名之辈》抗战口述书的扉页上。

难言晦暗

将抗战亲历者们的回忆集结成一本书，是在2014年的冬天产生的念头。

在马金辉的设想中，这本书会是抗战胜利70周年时的一份献礼。

然而，写稿、编辑、校对、移交出版社……每一个流程都耗费了长于预期的时间。直到今天，马金辉都很难完全说清，事情卡在了哪个环节。唯一确信的是，在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籍的计划落空了。

“不能再等了。”马金辉想。

他曾向多位接受访谈的抗战亲历者承诺，会把他们的故事集结成书。然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在等待的时间里离去了。

口述者刘津过世时，他的女儿曾给马金辉打过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她问马金辉，“等书出来后，能不能给我寄一本？”

“当然没问题。”马金辉答道。

沉默片刻后，她又问，“能不能给我两本？我想送一本在老人的墓前。”

“也没有问题。”

2019年底，马金辉印刷了首批200余本书籍，仅有60多位在世的抗战亲历者亲手拿到了这本书。

2019年底，抗战口述书《无名之辈》完成制作。

在这本名为《无名之辈》的抗战口述书里，记录了39位抗战亲历者的最后回忆。这里面既包含伞兵、宪兵、汽车兵等少有人知的兵种的故事，又讲述了紧急转移时的伤兵医院、老人用了一辈子的一只木箧等，裹挟于巨大时代疼痛中的、千丝万缕的个人心绪。

马金辉将书印刷出来的时候，书中的39位抗战亲历者中已有30人过世。

抗战口述书《无名之辈》送到部分被采访的老人手里。

遗憾是难以避免的。很多年前，他就断定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与时间的赛跑”。

马金辉又想起了某次前往怀化采访一位亲历者的经历。在老人的家中，老人的亲人十分客气，又是倒茶，又是招呼他们吃点东西。坐了很久后，马金辉实在待不住了，问道：“老人呢？”

“刚走。”

在收集抗战亲历者信息时，马金辉经历过太多次这样的“错失”，“还有次，在前往老人家中的路上，突然接到电话说，‘不用来了’”。

遗憾与错失，延续到了今天。

抗战亲历者们散布于三湘四水的各个角落，几乎每次去寻访他们时，马金辉都需要带上“翻译”。

而直到现在，马金辉也难以跨越语言的鸿沟。太多人问过他：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素材就以原始状态封存于硬盘之中吗？

他沉默片刻后，坦然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

很长一段时间里，摆在马金辉面前的首要议题是生计。离开报社后，他开了一家为个人著书立传的工作室，依旧“以记录为生”。

事实上，如此庞大的整理工作也并非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马金辉和团队走访了450多位抗战亲历者，采集了2万余幅抗战肖像，所记录的口述视频接近25000分钟。

遍布各地、十里不同音的湘语方言，哪怕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尚且难以全部分辨，更遑论湖北人马金辉。

“这就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儿。”马金辉的一位朋友如此总结道。

尽管如此，迫不得已的马金辉心中仍然常常有一种难言的“亏欠感”。

“自2015年之后，这愧疚像封印，每逢与抗战相关的节点便会深一分、紧一分。”在一个多月前的“七七事变”纪念日，马金辉写下了这段文字。

“那么多老人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故事，而现在这些历史还静静地躺在硬盘中，没有产生应有的价值。”一种无力感包裹着马金辉，“尤其是，当你清醒地知道，老人们正在一个一个地离开，这是他们最后的回忆。”

重启

出生于长沙，也亲历过抗日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用“极大规模的颠簸”和“无数的纵横曲折”形容那段动荡的年代。

落在具体的每个人身上，这注定是一段掺杂着血与泪的记忆。

感受那些命运多舛的、饱受战乱的，甚至是落寞的、被误解的人生，这其中所蕴含的动荡曲折与强烈的情感浓度，也常常让作为倾听者的马金辉难以疏解。

大约是二广高速湖南段刚刚通车的时候，马金辉在郴州采访完某位老人后，连夜返回长沙。

行至某段路程时，高速上，只有他这一台车沉默地从南往北开，这时，一股猛烈的情绪突然涌上马金辉的心头。这位一向沉稳的青年，将车驶入应急车道、打开双闪灯，在浓重的夜色中泪流满面。

那是少有的崩溃时刻。为什么落泪，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晚的月亮特别好”。

而某种程度上来说，后来的“暂停”是马金辉在给自己的情绪阀门寻找一个出口——他需要从中暂时地剥离出来，重新审视自己。

马金辉用双手狠狠搓了一把脸，低声道：“现在的记忆力好差。”那些年里，他听过了太多的故事，好多细节被时间的风吹散了。散不开的，是每一份讲述中，重如千钧的“托付”。

是时候了，马金辉想。

他打开2015年8月那场“无名之辈”抗战主题展上录下的观众留言视频，并将此视作一种“重新开始”的信号。

2015年8月，《无名之辈》抗战主题展在长沙市博物馆展出。

数百段录像中，有耄耋老人颤颤巍巍地表达敬意、有眼眶泛红的年轻人讲起自己如今的生活，也有孩童用稚嫩地说，“抗战的老爷爷们，我向你们敬礼。”

他始终放不下这些，也知道“重新开始必须要借助外力”。

事实上，陆续也有一些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或机构，以及档案馆和博物馆联系上了马金辉，希望获取他手中的素材。

而对于所有找上门来的个人或机构，马金辉有两个决不让步的原则。“第一，承诺对这些素材资料做系统整理；第二，完成整理后，以某种渠道或方式向社会公开，让感兴趣的人能够查阅，而不是又锁在柜子里。”马金辉说，“满足这两个条件，我的所有素材都可以免费授权。”

同时，他也在思考，精选一部分素材，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这虽然是一种非系统、零星的传播，但却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抗“易逝”

在不大的工作室内，马金辉坐在办公桌前，左手边堆放的一米高的书墙。

这是一个由两间车库改装而成工作室，入口的走廊处悬挂着几张黑白冲印的抗战亲历者照片。室内的装修、布局，哪怕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副茶具，都是马金辉自己置办的，很多年里少有变动。

他似乎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以此维系着某种秩序感。工作室的墙上贴着一张2019年1月1日执行的冲扫及拍摄服务价目表。他说，“这个是几年前的，可以撕了”，又迟迟没有动作。

马金辉个性温和，是朋友口中“很好的人”。他的声音低沉，语速却非常快，在3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他总是神情平静，连声调都没有多少起伏。

马金辉的语调偶尔拔高，都是在谈起口述历史的时候。讲述那些有趣、独特、畅意的经历，他的双手都在不自觉地“说话”。

他认为，口述历史是一个重新认知、重新架构、重新表达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当我们过于关注某个点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做一些筛选或者说过滤。”

“比如说，某个老人家认为自己是英雄，他或许会在讲述时剥离一些不那么光彩的细节。”马金辉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述者是在“说谎”，更准确地讲，他们是有侧重地将某段故事置于显微镜之下。

而对于倾听者，这同样是一种筛选的过程——人们总是会对自己感兴趣的某段故事或某个细节“多问几句”。

“口述历史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过程，讲述者和倾听者都很重要。”马金辉说道，“这也是‘口述’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可以说是缺陷，也可以说是特点。”

人脑的记忆始终是有偏差的，这毋庸置疑。因此，马金辉翻阅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来“核验”亲历者的讲述。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记录的口述历史素材足够多时，不同讲述者之间其实也可以交叉印证某段口述史的真实性。

“亲历者口述是对历史不同侧面的补充。”马金辉始终觉得，真相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存在绝对的真相”。作为一个倾听者、记录者，他也从不苛求“历史考证般的严谨”。

但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讲述的真实性，而是，这样的一手材料再难收集。正如前文所说，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与时间的赛跑”。

德国学者杨·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提出“八十年”的概念，以讲述文化记忆在代际传递中的关键时间阈值。

“八十年”——标志着从依赖亲历者口述的交往记忆，向借助文字、仪式、纪念碑等媒介长期保存的文化记忆过渡的临界点。当一代人中最后的幸存者也逝去时，那么，专属于这代人的活的回忆就消失了。

2014年7月9日，在浏阳市镇头镇土桥村，马金辉（右）走访抗战老兵陈香岑。

从古至今，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朝代，宏大历史下的个体叙事始终都是稀缺的。

马金辉相信，抗战亲历者的讲述是对抗战史中某些空白的填补，“千千万万种个体经历聚合在一起，才更接近完整的历史。”

2018年，马金辉开始从对抗战史的记录，延伸至对个人史、家庭传记的记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依然常常在个人记忆中，看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某段时期的集体记忆。“不论传主生于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抗战都是一段会被重点叙述的家史。”

当历史隐入尘烟，马金辉手握一段“鲜活的记忆”却又无比踌躇。

于是，他一次又一次次地发出邀请——期待更多人共同参与整理那些得来不易的口述史料。“完整、清晰留下他们曾经鲜活的印迹，记住他们在动荡时代里的浮沉身世，不只是为他们，更多是为我们自己。”

“那么，你会来吗？”马金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