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我们为什么住小区

古代城市邻居大多称作街坊，因为都住在街上的缘故。其实，在城市规划的居住结构形式中，不仅仅只有居住小区，还有大街坊、邻里住宅。那么，我们为什么独独选择了居住小区模式？

中国最初的城市规划引进的是“邻里住宅”的形式。美国社会学家佩里针对城市化运动带来的人口密集、住房拥挤、环境恶化、交通堵塞等问题，提出了“邻里单位”的概念。他主张以城市干道所包围的区域作为基本单位，建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用地面积的“邻里”。居住区内除住宅建筑外，还要有日常需要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和绿地，使居民有一个舒适、方便、安静、优美的居住环境。建国初期，中国进行过邻里单位的尝试，但是很快被全面学习苏联的浪潮淹没，苏联的“大街坊”成为新的形式。

什么是大街坊呢，当然就是面积大。在苏联莫斯科改建总计划中，规定的是9到15公顷“街坊建设”原则。在斯大林时代，大街坊是苏联的主要结构形式，北京一度学习苏联模式，成街成片建设住宅。随着斯大林去世，这种模式被同样来自苏联的“居民小区”取代。居住小区是城市居住区规划的一种基本结构单元，每个小区又可划分为若干住宅组团。其基本特征是小区有明确的地界划分，不被城市交通干道分割，且城市交通不穿过小区；小区规模以人口密度和生活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为限度；小区内设置为日常生活服务的设施，使日常生活可不出小区；小区内要有一定的公共绿地等。沿用至今，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居住结构形式。

小区并不是中国人天然的居住形式。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也许有一天，你旁边的邻居又变成了你的街坊，而你又可以成为“市井之徒”了。

▲建湘新村房屋楼梯间的木质扶梯。

1958年开始兴建的建湘新村，后来各大工厂陆续在小区内建房，风格各异的房屋见证着住房的时代变迁。 组图/倪润仙

建湘新村老理发店，是老居民在黄昏聚会的场所。

建湘新村的住房布局：三间房，两个厨房，一个卫生间。

立秋后的长沙，并没有很快变得凉爽起来，反倒是气温升高，直逼40℃高温。这种炎热的午后，最适合去老小区。老小区中的樟树枝繁叶茂，老人们搬出自家的小竹凳，摇着蒲扇。恬淡的场景让人在喧嚣的黄昏中变得平静，不那么燥热了。

位于伍家岭的建湘新村和位于韶山中路旁的砂子塘小区，是长沙最早的一批住宅小区，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建设。三室或两室的单元楼，在当时，属于十分超前的设计。它们有过无限荣光的岁月，虽然这种荣光同样伴随着筒子楼一样的拥挤。在老人的回忆里，拥挤的一地鸡毛已经忘却，时时想起的是邻里间的亲密和温情。

老去的房屋和人们，见证着长沙住房变迁的历史，甚至也奠定了长沙居民小区的格局。

小区与住宅都有苏联的影子

经历过“文夕大火”的长沙，抗战后算得上是满目疮痍。重新回到城里的市民，住房成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有钱者在原址上重新修建公馆，无钱者则沦为江边或者马路边的棚户。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发展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让居住空间变得更加紧张。1953年，长沙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87平方米。

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也同样面临着住房紧张的窘境。苏联专注于重工业建设，甚至将住房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二战又让苏联损失了将近一半的房屋，住房需求很大，面对汹汹民意，苏联才开始修建很多的集体公寓。“莫斯科七姐妹”（二战后，斯大林在莫斯科建造了七座摩天大楼）中的重工业部大楼、艺术家公寓和文化人公寓外表看似雄伟，其实内里是简陋的筒子楼。将筒子楼发挥到极致的，是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甚至倡导了一场建筑技术革命：抛弃传统砖瓦建筑，改用预制板装配房屋。由工厂生产墙壁、楼层板、内部隔板的各种预制板构件，将构件在建筑工地拼接一栋房子就大功告成。一栋楼房，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完工，可以算得上是如今盛行轻装别墅的鼻祖了。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近1/4(约5400万)的苏联人住进了新居。一条长廊串联两侧的房间，厕所、厨房空间被无限压缩的筒子楼，被冠以“赫鲁晓夫楼”的名称。

不过，“赫鲁晓夫楼”并不是赫鲁晓夫的发明与创造，而可能来自于苏联曾经的对手德国人。包豪斯设计学院第二任校长汉斯·迈耶的建筑信条是“以大众需求取代奢侈需求”，他在1929年设计的德国东部城市德绍的住宅区，就是筒子楼的最初原型。汉斯·迈耶这个左派建筑师，在1930年远走苏联，他的建筑理想在社会主义的大工业时代里得以实现。

当时，住房需求量巨大的中国，很快接受了这种经济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容纳住户的建筑方式，一栋栋筒子楼在中国拔地而起。在长沙的老街巷和老小区内，我们依旧不难发现筒子楼，这是一代长沙人的记忆。已经被拆除的长沙重型机器厂的14栋职工宿舍，红瓦红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

除了筒子楼，小区的概念也来自于苏联。小区模式最早源于1935年的“莫斯科计划”。斯大林时期，小区模式受尽大街坊模式的排挤，1953年，斯大林去世，小区模式才得以重新出现。1956年，小区概念因一篇俄语译文被引入中国，但是关于小区的系统解释却在六年之后。1962年，建筑学者水亚佑在《建筑学报》上第一次提出了小区的系统概念，“由城市干道所包围，具有较完善的文化生活福利设施的城市住宅居住建设的基本单位”，这与如今小区概念相差无几。

曾经肩负着“居者有其屋”大任的筒子楼在完成历史使命后，渐渐退出舞台，长沙的筒子楼陆续被拆除。而时代的印记，苏联的影子挥之不去，房地产开发依旧遵循小区模式，而住房似乎依旧难以摆脱火柴盒的窠臼。

最早小区是单元式集合式住宅，设计超前

1958年，长沙市按照六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组织投资、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原则规划第一批住宅小区。长沙北郊南郊工业区的伍家岭、砂子塘成为试验场。建湘新村和砂子塘小区建成了长沙最早的住宅小区。住宅小区不同于以往的单位大院，虽然分配给附近工厂职工，但是住宅小区与单位是隔离的，小区里集合着来自多个工厂的职工。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两个最早的小区，并不是传统的筒子楼,而是设计超前的单元式集合式住宅。以公共楼梯间为中心入口，“一梯两户”或“一梯三户”甚至“一梯四户”，户内三室或两室，有卫生间、厨房，自来水入户。“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超前的设计，很理想的住宅了。”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说，在他的印象里，上个世纪80年代，湖南大学的老师还住在筒子楼中。

不过，在实际中，单元楼并不比筒子楼轻松，依旧是每个房间分配一家人。“当时我们是一家六口人住在一间房，搭个阁楼，四个小孩睡阁楼”，82岁的曹娭毑在建湘新村住了50年，那段拥挤的艰难岁月，在多年后想起，却充满了温情。

那么，为什么没有选择能够容纳更多住户的筒子楼，而选择了更高标准的单元楼？一是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国建筑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设计者乐观地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几户合用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很快就可以实现一套住房只住一家人的愿望，这种设计原则叫作“合理设计，不合理使用”、“远近结合、以远为主”。设计者的美好愿望在数十年后才得以实现，上个世纪90年代，不少住户开始陆续搬离。而坚守其中的住户，买下了邻居的房子，实现了一家一套房的愿望。

曾经高标准的小区随着住户们老去，不再拥挤的小区，变得落寞起来。黄昏坐在树下纳凉的老人们，开始怀念起那段拥挤的热闹时光，却又期待着早日拆迁。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唐兵兵